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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开局形势大好,为何很快战火重燃走上了自我毁灭之路?

2017-09-22 20:56 6C社区 www.6ccn.com

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,次月12日清室退位,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,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职,期间二十余天的时间里,中华民国事实上同时存在着两位临时大总统。这两位人物,无论后世怎么评价,公平地说,至少都称得上是人中之雄,一时豪杰。

孙中山去职演说中如此说道:“三月以来,南北统一,战事告终,造成完全无缺之中华民国……本大总统受职之初,不料有如此之好结果,亦不料以极短之时间,而能建立如此之大事业。”这是大实话,并且他的离职虽不无无奈,但此时却也无多少恋栈之意。

袁世凯接任时宣誓道:“民国建设造端,百凡待治,世凯深愿竭其能力,发扬共和之精神,涤荡专制之瑕秽,谨守宪法,依国民之愿望,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,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……”此时老袁或也未必会想着不久的将来他就要推翻这一番誓言。

不过,一开始,其实袁世凯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,以达成双方的和解。清室退位之前,北方革命党人中的激进派,因不满意于正在进行中的南北和议,一度自行其是,打算通过暗杀搞掉袁世凯。北方革命党的暗杀行动,差一点就得手。在那次暗杀行动中,当场炸死袁世凯的马车夫一人、护卫十数人,以及路人若干,老袁仅以身免。

这次刺杀若是成功,此后的历史无疑会被改写。清朝会否还能这么快完结,中国是否会立即陷入分裂之中,都是难以判断之事。所幸袁世凯逃过一劫,而且他此时也展现出了大政治家的气度,他不但没有因此事中断南北和议,反而为了向革命党表达善意,把在这次暗杀行动中抓捕到的大多数革命党人,由外国记者保释出狱。

不过,袁世凯的“大度”,是因为他着眼于更高的政治目标,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。是以,革命党人对他的“善意”,并不怎么领情。甚至即使袁世凯出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已成定局,不少革命党人仍然很不甘心。包括光复会大佬李燮和等人在内,许多革命党骨干原本都曾积极主张北伐,孙中山并曾拟定三路北伐的大计。只是财政上实在无法可想,兵费无着,以至于总统府会议上,黄兴不得已放言若和议不成,自己只有剖腹以谢天下。在这样一种艰难的局面下,南方革命党自然只好与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方势力妥协。

可是,如此一来,也就注定了革命党与北洋系之间,即使在民国成立之后,也难以和平相处,只要平衡一打破,很有可能又要兵戎相见。不幸地是,此后历史的发展正是如此,并且军事斗争的局面愈演愈烈,终至于不可收拾。

不过,公平地说,在最初的时候,包括革命党、北洋系、立宪派的各方势力,确实也曾作出了巨大的努力,想要达成一个可以让大家和平运作的框架。

武昌起义后不久,就在南北方代表于上海展开谈判的几乎同一时间,前线的北洋军也派出了代表(非袁授意,事先袁并不知情),直接与革命军代表(由黄兴直接委任)通过秘密协商,达成了若干互相“谅解”的信条,其中最重要的是“确定共和政体”和“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”,以及不追究此前“战时害敌之责任”三条。

这次秘密谈判,当时人多半并不知情,却很可以显示出这个时代的若干特征。要“文斗”,不要“武斗”,这大抵可以说是当时有识之士一度的“共识”。虽然,这一“共识”所系的基础,其实十分薄弱,民初各派政治势力之间,尤其是革命党与北洋系之间,又缺乏适当的缓冲,权力斗争也就很容易变得十分激烈和严酷。

当然,若是此时各派的大佬都能具有长远的眼光,为国家、民族谋及百年,则民国政治也未必就不能逐渐走上轨道。遗憾地是,此时北洋系和革命党的大佬,彼此之间成见甚深,猜疑太甚,双方有意无意搞的一些小动作,无不预示了民国前途的艰险和叵测。

袁及北洋系且不论,革命党之作法亦多有可议之处。比如,革命党人因为不信任袁世凯,所以仅仅一个多月,就由多数赞成孙中山提议的总统制,一下子即改为了要限制总统权力的内阁制。

这样“儿戏”的做法,不管理由为何,其必然的结果就是造成宪法的威信缺失,沦为各派政治势力斗争的工具,手握实权的人物,则视法律为具文,民国前途如何,也就不问可知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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